定海最后一位举人孙尔瓒

凌金祚

1、孙尔瓒(1873一1948年)，字釐卿。舟山定海人。清举人，民国社会名流。民国《定海县志·历代科贡人名录》有其名录。其故居“孙举人大院，即今舟山定海城区太保庙25号。

2、孙尔瓒中举，时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史书记载．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清廷因慈禧太后七旬寿辰，命于本年举行癸卯恩科乡试，翌年举行甲辰恩科会试。癸卯秋闱，孙尔瓒与其二兄孙弥卿等一批定海生员赴省城参加了浙江乡试。当年主持浙江乡试的大主考官员是工部侍郎、新授江苏学政、广西进士唐景崇和记名御史、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吉林进士齐忠甲。经过三场拼搏，三日角逐，已是而立之年的孙尔瓒终不负二十余载的“寒窗苦”，终于名列正榜。当年浙江乡试正榜录取人数为一百零七名，副榜十八名，而孙尔瓒位列正榜第八十八名。喜报传来，孙家一片欢乐，官府与社会名流登门贺喜者络绎不绝。

3、翌年甲辰（1904）会试，孙尔瓒与浙江举子满怀希望，赴京参加全国会考。考毕，孙尔瓒与一批同年决定逗留京城，一为等候揭榜，二是观赏京都风光，三是访亲问友，结交社会名流，并随机打听朝廷变革情况，以图将来前程。孙尔瓒是个乐观者，当社会变革之际，对中与不中并不十分看重。因此，会考揭榜，见名不在榜，便回故里，开始了新的生涯。这正如他在《重编成仁祠备录弁言》所言：“余於清光绪甲辰礼闱报罢，旋归里，与先生董，重修北郊旧成仁祠之役。”所谓“与先生董”，指的是他应定海直隶厅同知杨公小荔之请，与孙广文燕庭同为定海成仁祠董事会董事，专门经办重修成仁祠事宜。

4、数年后，人们重提往事，对当年定海唯一中举的孙尔瓒未中进士感到遗憾。但举人却总是乐呵呵地说，比较当年乡试副榜十八名副贡和数千名落第者，我还是一个幸运者呢！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据孙尔瓒之子、年逾七旬的孙谷音先生称，其父生前尝语于家人道：“当年乡试，时逢变革，初考实学，读书人若不关心国是，中榜亦难。”孙尔瓒这番话，确实反映了过去的那段历史。

5、当年癸卯恩科乡试的改革情况，我们可从新近发现的《光绪癸卯增批直省闱墨》见其端倪。1904年（岁次甲辰．光绪三十年），由上海书局印制的《增批直省闱墨》共十卷，今仅见《增批·恩科》一卷，筒子卷，活字排版。所谓“闱墨”，即是科举试卷。《增批·恩科》分为三部分：其一，由通州张謇先生审定、慈邑冯一梅和桐邑刘鲲校订的“批选直省闱墨目录”；其二，癸卯恩科各省登第举人“题名全录”按孙尔瓒列浙江“题名全录”；其三，《增批直省闱墨》，即是例选各省癸卯恩科入闱举子试卷题。综览各省对入选举子所设考题，偏重“策论”，讲究实学，内容以中国政史为主，同时兼容西方各国政治与艺学，题论极少“八股”气。考题的变化，反映了清末教育内容与科举制度的微妙变化，而这一变化则又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政体正面临着历史的抉择。

6、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一向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途”，“金榜题名”是读书人“出人头地”跻身于统治者行列的唯一桥梁。然而，清末科举的废除，破灭了旧文人仕进的希望。于是，不少文士纷纷寻求新的出路，或出洋，或经商，或办实业，或从事教育；有的混迹于官场，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则投身于社会变革的行列。当时，一些革命的先驱提出了教育救国、经济救国的主张。此时，年逾三十的孙尔瓒受江南名魁、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影响，依凭上辈留下的厚产家业——泰昌木行、成泰与阜泰典当店、丰和米行，既经营，又兴办教育。他资助社会教育，热心公益，在定海城乡小有名气。

7、说及“受张謇影响”，其中还另有一段情节。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孙尔瓒与南通张謇多有交往，一来张謇是清代状元，是清光绪帝师傅翁同龢的门生，既有学问，又是著名的实业家，孙尔瓒对张謇十分敬佩，常以诗书行请教之礼；二来其族弟茀卿（又名山曦），也是地方实业家，在定海开办过“锦泰亨”布庄，担任过定海通商银行行长，与张謇往来密切。而张謇与山曦谋事，尔瓒亦多请参谋，毕竟孙举人是见过世面的人。民国五年五月，孙茀卿去世，张謇特为其题书铭碑。事见《舟山日报》车鸿云文《洋岙发现张謇题字墓碑》。

8、民国时期，孙尔瓒出任定海县教育科长期间，曾为定海的教育发展精心谋划，四处奔波。其关心后学，助人为乐，深为里人敬重。据原舟山行署专员王家恒同志回忆，三十年代中期有机会求学于今之舟山中学，还是由孙尔瓒一手相助予以解决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王家恒同志曾深情地说：孙先生虽说是旧时代过来的人，但学问高、有气节，人品好，支持教育，关心后学，当是我等后人的楷模。家恒同志离休后，高风亮节，悉心教育，关爱家贫学子，在他身上既看到了昔日社会贤达的影子，更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9、孙尔瓒悉心致力于定海地方志的撰修，为民国《定海县志》的玉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县志附记所云：编纂《定海县志》之材料，除由调查所得及采诸光诸《定海厅志》外，多取资于民国十年所修之《定海厅志校补》、《定海厅续志》、《定海县续志》、《定海县新志》四书。原书纂修为吴兴钱崇绮、本县汤濬、王昌科、孙尔瓒。举人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如此，对个人著述也关心备至。台湾作家三毛（陈平）家居定海小沙，其先人所修《陈氏家族》，亦由孙举人审稿并为之题款。

10、积极征集舟山历史文献，帮助乡贤出版文集，亦是孙尔瓒先生的一大功绩。清末，舟山有位经学家叫胡夤，他是参加鸦片战争定海保卫战的清定海参将胡德耀之子。胡夤，字伯寅，号止三，咸丰岁贡生，是著名经学家黄式三先生的高足弟子。黄式三先生著述等身，其中有一部名著《论语后案》。黄先生撰《后案》，胡氏从中参酌，思考缜密，语出精要，深为黄先生赞赏。之后，胡氏遵师命，继《后案》之后，毕一生之学，闭门五年，撰成《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二十卷，计一百五十万字），民国《定海县志》称胡氏对黄氏之学多有发明。胡氏家贫，生前未及出版。三十年代，宁波出版家张寿镛拟出《四明丛书》，广泛收集浙东地方文献。为传承和光大舟山历史文化，孙尔瓒登门拜访胡氏后人胡友云，与其商磋，审稿参酌，并与张寿镛等共同筹措资金，终于将此胡夤著作付梓。笔者今在市博馆整理胡夤先生原稿，幸读孙尔瓒先生序文，深为其善举所感动。当然，孙先生为地方历史文献出版费神操劳，奔走呼号，尚不止于此。孙举人的《定海成仁祠备录重编》纂成与出版，亦是值得一书的。

11、《重编》是一部集晚明抗清仁人志士事迹的重要的舟山历史文献。这部文献是在周瘦石、沈梓堂的《成仁祠汇考》和孙诒谋的《成仁祠备录》基础上重编的。周、沈之作遗漏、讹误颇多，孙诒谋正之重编，成《备录》四卷。嗣后，又由孙举人重编为六卷，名之为《重编》。

12、当时所以要对《成仁祠备录》进行重编，一者，成仁祠扩建工程未了，孙广文不幸早逝，后发之事不曾入书；二者，为全面记载与阐述成仁祠的历史，需要由对定海掌故比较了解的人进一步补充新材料。而当时的孙举人，作为成仁祠董事会的重要成员，受定海县公署和定海成仁祠董事会的委托，自始至终负责成仁祠的缮修和扩建工程，因此，论对定海（舟山）历史和成仁祠工程的熟悉程度，非孙举人莫属。关于《重编》编纂之肇始与成书经过，孙尔瓒于1935年在《重编成仁祠备录弁言》中称：“《备录》一书，乡先生孙燕庭广文所手编也。余于清光绪甲辰礼闱报罢，旋归里，与先生董，重修北郊旧成仁祠之役。时知厅事杨公小荔，捐廉为倡应者如响。工既竣，促广文编辑成书，付印为四卷，曰牌位事，略杂箸、产业，附章程、捐项开支。刊印四百册，早分送，遂告罄矣。辛亥改政，而后民族思想益形热烈，都人士以旧址湫隘，呈准改建旧镇署，恢复鲁王故宫为成仁祠。于是重整牌位，分置神龛，补筑雪交亭，补竖宫井碑。部署稍稍就绪，惜孙广文墓草已宿，不及见新祠之落成。而杨公小荔，岿然若鲁灵犹复，时通鱼雁，询及祠况，抚今思昔，辄用怅然。同人谓“沧桑之后，不可不重编备录，以留纪念也。”且旧录早罄，故家罕有存本，凂余重为编纂。适会董陈君宗绪留心梓乡掌故，慨然以募集印资为己任。而耆儒许君希唐、予戚王君仲廉亦会董也，愿任参校。是编照旧录新增两卷，汇录卷宗，藉资稽考。矧关易代沿革须详，列案牍，卷一；祠墓古迹、忠烈仪型、想象流连，肃然起敬，列图像，卷二；姓氏流芳，烝尝万古，男女尊卑，各有秩序，列牌位，卷三；轶事遗闻，稗官野史，广搜博采，激劝尤昭；列事略卷四，钜着鸿篇，显扬懿德，一经阐表，千古留芬，列杂箸，卷五；捐廉置产，义举可风，庙食千秋，崇祀攸赖，列产业，卷六。然泰半以旧录为蓝本而增辑之，亦述而不作意也；其免蹈颜之推詅痴符之诮则为幸多多矣。”

13、缮修与扩建成仁祠，编纂出版成仁祠历史文献，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31年日本入侵我东北，至1935年东北三省尽失日军之手。斯时，全国人民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感到异常愤慨。1935年，爱国主义者黄炎培先生在《重编》序言中感慨地写道：“抑炎培所深致慨者，有明之亡为国捐驱者，自宗室、达官以迄平民，自通儒以迄颛蒙，无男无女，无长无幼，若是其夥颐，如水之赴壑，如客之思归。今兹国难亦已深矣。一夕而丧辽东，不旬日而丧辽、吉两省，不两月而丧辽、吉、黑三省，不两年而尽丧关外四省。自始祸以逮今兹，但闻有不抗者，有从逆者，罕闻有战死者；但闻有义民，罕闻有义官。此何故耶？此何故耶？余不敏，诚百思而未得其解，愿以质之釐卿先生与夫一般读是篇者。”同书又录黄先生诗曰：“吾游定海城，言登镇鳌山。山下弦歌声，列队皆童丱。寻声下访迷失道，道旁宫井埋青草。三百年来碧血新，谢山一记犹堪考。雪交亭前双树肥，成仁祠外风满旗。摩挲栗主百二十，在昔何盛今何稀！徘徊周览兴未歇，仓河头巷碑留跋。道光庚子年六月，殉国义民李昌达。城可拔地可割，匹夫有志不可夺，庶几强虏凶锋遏。嗟嗟东北好河山，亦有义民无义官，官不生降即生还，低徊今昔空长叹。咄哉诸生！起起起，与子同仇雪此耻。”于此，黄炎培先生藉《重编》出版之机，于文于诗，慨民族之愤，谴当局之言，吁民众之声，又当是对《重编》意义的充分肯定。

14、举人善诗善书，其诗意境开阔，翰墨潇洒飘逸，深为里人宝爱。笔者曾于家居城隍庙前的乐士铭将军的兄长、九旬老人乐士新处见孙举人撰联一副，曰：“清谭如晋人足矣，浊酒以汉书下之。”时间是“己巳”即民国十八年，受联者为“陆毅如”。其楹联之雅，墨书之秀，堪称艺术佳品。举人著作大多散失，今仅见《重编定海成仁祠备忘录》与民国《定海民报》有若干诗文。余品举人三十年代之诗，深感其诗之韵味与格调大别于前，如果说前之诗多以寄情于物的话，那么后之诗则多为以史鉴今，抒发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举人有联为证：“这般殉节，诸先生合万八千人为一心，男男女女大域同归，世事感沧桑，那知庙食栖神仍依故址；的是革命，老前辈喜二百馀年有来者，烈烈轰轰汉家光復，河山还锦绣，料得泉台含笑也到今朝。”（见《重编》文）

15、如今，举子已去，举人大院犹在。这大院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是舟山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当年的孙氏大院，曾以其高屋大堂、巨梁画栋、砖雕木刻，典雅装饰，以及官府题匾“登科”、“金壁辉煌”和南通状元张謇书赠的“有政堂”匾额而耀人眼目。时年流逝，文化依存。古朴的建筑，举人的遗作，是定海历史文化遗存。漫步于石板铺就的路径，远望那历经沧桑的古屋，瞻仰着举子的遗像，一位气宇轩昂、仪容慈祥、满腹经纶的举子形象，朦朦胧胧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他就是清末定海最后一位举人。

【附记】原文题为《定海最后一位举人孙尔瓒》，发表于1999年1月25日《舟山晚报》。今见某君袭题变文，横加发挥，故又重拣旧文，仍依旧题，而内容则有所增益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