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男人把天下弄乱甚至弄丢之后，做君王的，做君王的臣子的，特别是那些鼓唇弄舌、摇旗呐喊的文人，总是要为亡国寻个托辞或找个替罪羊，以明国家之亡与圣明的君主无关。夏亡在妺喜，商亡在妲己，周亡在褒姒……这种论调后世称之为“女祸论”，即女人是亡国灭家的祸水。依照“女祸论”者的逻辑，自然可以推知：吴国的覆灭定然和西施有关，是西施亡了吴国。

针对这种“女祸论”老生常谈的论调，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文人做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在驳“女祸论”的诗歌当中，以唐代诗人罗隐的《西施》最为脍炙人口、痛快淋漓。“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此诗妙在没有正面论及吴国因何而亡，而是在诗歌结句追问一句“越国亡来又是谁？”越国无西施之“女祸”，最终也没有逃脱亡国的命运，请问“女祸”论者：此种情况又当作何解释呢？可想而知，“女祸”论者若遭此质问，定如当头一棒。

吴国因何而亡，客观上当然是夫差中了美人计，也正如诗人皮日休在《馆娃宫怀古（其一）》中所说：“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 越王用西施赚得吴国，这种行为当然有其堪羞之处。然而此诗的前两句“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又弦外有音，作者将享乐与危机加以对比，两幅画面形成反衬，借嘲越王之名来行讽夫差荒淫误国、抵死不悟行径之实。越王只用一个美女就将夫差弄得神魂颠倒，忘国忘家，乃至忘身，堪羞之人则自然而然应当是吴王夫差了。纵观全诗，当然又是一首别开生面，构思精巧的驳“女祸论”的诗歌。

关于吴国灭亡的原因，诗人陆龟蒙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吴王事事堪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吴宫怀古》）吴王夫差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可导致亡国，更何况西施的容颜也未必就胜过六宫的所有佳丽。“事事堪亡国”，可谓极有见地。那么，“事事”又是何事呢？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唐·崔道融《西施滩》）夫差宠信、重用佞臣宰嚭，荒废政事，自当是其中一事。“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醁醅。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唐·胡曾《姑苏台》）“弃雄才”，即不听伍子胥“勾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的忠谏，反而杀害功臣，自毁长城，则是其中一大关节。“纵敌稽山祸已胎，垂涎上国更荒哉。”（范成大《题夫差庙》）放跑了勾践，祸胎业已酿成；为了争霸而穷兵黩武，屡次出兵讨伐齐、鲁，又加速了吴国的灭亡，也当是一事。综合以上见仁见智之论，足可以推出：吴国灭亡的确是与西施无关的。

其实，国家的命脉大都操纵在男人手中，兴也男人，败也男人，又与女人何干呢？后蜀主孟昶之贵妃花蕊夫人徐氏在《述亡国诗》中言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荒淫误国的是君王，宋兵压境一筹莫展、竖降旗的又是君王，而不战而降的十四万士兵又都是“更无一个是男儿”的男人。若把亡国之责加到妾身身上，真的是冤枉呀！清代诗人袁枚的《张丽华》也是一首为“女祸”平反昭雪的诗：“结绮楼边花怨春，青溪栅上月伤神。可怜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传里人。”褒姒、妲己若得遇贤明的君主，也都会成为《周南》传里所赞美的贤淑后妃；而遇到的既然是无道的昏君，她们自然也就变成了祸水。而张丽华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江山丢掉了，也就只好委屈、归咎于女人们了。不仅如此，当国家覆灭之际，女人性命不仅难以保全，而命运也更悲惨。张丽华被俘后，被“斩之于青溪中桥”，正如传说西施被坠石沉江一样，是担心她们再“祸水”于他人。这又何尝不是做女人的悲哀呢。

　　　　　　　　　　　《语文知识》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