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和《〈宽容〉序言》中，鲁迅先生、俄国作家契诃夫和荷裔美国作家房龙分别塑造了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生活中鲁四老爷、别里科夫、守旧老人三个旧思想、旧秩序卫道士的形象。若将三个守旧形象加以比较分析，可从另一视角来更好地探究作品的主旨及典型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

他们所处时代、生活的社会环境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是所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自然产物，骨子里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都站着自觉维护专制统治的立场上，都是以坚决反对“异端”的卫道士面孔出现在作品中的，而广大民众都生活在以他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所编织的罗网中。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思想僵化，反对社会的一切变革，是封建思想的忠诚维护者。别里科夫害怕出乱子，害怕变革既有的秩序，更多的是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但同时他又辖制着大家，“全城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到十五年” 。守旧老人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在“无知山谷”中，拥有绝对的精神权威，又是律法的“执行者”。由此可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守旧的思想、势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又何尝有国别、时代的区分呢。

相同点是显著的，在他们的身上也还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又是时代、社会的投影。

一、虽然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但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势力及影响而言，四叔和别里科夫显然不能与守旧老人相提并论。四叔是一个乡绅，他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上反对一切有悖礼教的行为，自然就要鄙视甚至仇视祥林嫂的再嫁失贞，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传声筒和扩音器。礼教不同于律法，他对祥林嫂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的权力仅限于在祥林嫂丧失利用价值后将其扫地出门。别里科夫的情形大致和四叔相同，他只是一个教员，站在维护专制制度的立场反对一切新思想、新事物。但他也只能通过意识形态、依靠专制机器来达到控制人们的目的，自身无直接杀人之能力，而他的所作所为又在客观上助纣为虐。而守旧老人则是“律法”的执行者和旧秩序的捍卫者，他们不仅可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当一个“先驱者”破坏了山谷中的宁静、“胆敢嘲弄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时，守旧老人们还可以给他以“应有的处罚”，势力可谓大矣。

二、政治生活中的势力不同，维护旧秩序的手段自然也不同。四叔主要是借助于封建礼教和社会舆论有意无意地置人于死地，间接杀人。别里科夫辖制大家，也不是靠暴力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像他这样的一类人有时打打小报告，甚至还可能像暗探一样做一些向当局告密的勾当，以达到辖制人们的思想和维护专制制度的目的，他周围的人们自然也就感到“透不气来”。守旧老人以他们的无知、愚昧、闭塞、虔诚、狂热、保守和顽固，在历史的进程中扮演一种可悲的，甚至是反动的角色，他们甚至凭借律法赋予的权力，亲自拿起屠刀。

三、虽都肩负着守旧的相同使命，但他们的结局却又截然不同。四叔自身的势力虽较弱，但四叔所维护的礼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仍牢牢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别里科夫所代表的旧势力与新思想、新事物做了“亲密接触”后，已处于明显的劣势，一“滚”一“死”为旧势力作了最好的诠释。可见别里科夫既是卫道士，也是受害者。小说结尾所言的反动势力“死而不僵”，只能说明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道路是漫长的，革命事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势力最强大、貌似不可战胜的守旧老人却败得最为彻底，说明他们已遏制不住滚滚的历史洪流，最后在天灾面前不得不求助于奔向新天地的人们，强迫“把他们带走”，去山谷外寻求希望，这对守旧老人来说又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四、三位大师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方法也不同。鲁迅先生刻画四叔时主要运用近于白描的手法，通过书房陈设、肖像描写、与“我”的交谈、字字珠玑式的语言描写等几个侧面的点染，塑造出一个至死维护封建思想的老监生形象。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作者从性格、行为，语言、思想、恋爱风波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示和精雕细刻式的描写，刻画出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把别人装在套子里的同时、也把自己装进套子中的“套中人”形象。在《〈宽容〉序言》中，作者以寓言的形式，主要通过记叙，把守旧老人与“先驱者”进行了鲜明对比，从而刻画出旧思想、旧秩序捍卫者、执行者的守人老人形象。

由这三个守旧形象可以看出，人类在前行过程中，进步与落后、创新与保守两股势力的较量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但人类最终是要战胜愚昧、落后和保守而走向美好与光明，而阻碍人类前进步伐的落后、保守势力注定是要走向覆灭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语文教学之友》2005年第1期